胤禩坐在那里，没有举杯。他看着那卷《纣宗炀皇帝实录》，想起上辈子，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现。阿其那写了《大义觉迷录》，弘历把它禁了；后世的人想看，只能从故纸堆里翻。可这一世，不一样了。这本书会传遍天下，会让每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——那个被叫做“纣宗炀皇帝”的人，到底干了些什么。
他端起酒杯，轻轻抿了一口。酒是凉的，可心里有一团火，烧得很稳。
新年刚过，京城内外，年味儿还没散尽，《纣宗炀皇帝实录》第一卷就发了出去。五千本书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可架不住传得快。书坊的书商们嗅到了商机，自己掏钱加印，不到半个月，市面上就冒出了好几个私刻本。临时议会索性不管，印就印，传就传，越多人看越好。
最先炸开锅的是京城的茶楼酒肆。
正月初八，前门大街的“悦来茶楼”里，说书先生一拍醒木，没有讲《三国》，没有说《水浒》，而是翻开那本《纣宗炀皇帝实录》，念了一段：“雍正四年，京师地震，有声如雷，自西北来。马匹惊窜，池鱼荡激至岸，房屋倾圮，压死多人。阿其那下旨，称‘地脉自移，与人事无涉’……”
茶客们放下茶碗，竖起耳朵。
说书先生念完，把书往桌上一拍，嗓门亮得像铜钟：“诸位老少爷们儿，什么叫‘地脉自移’？地震压死了人，他连个‘罪己诏’都不下，说是地脉自己动的！这天底下，有这种皇帝吗？”
底下有人接话：“可不是嘛！那年地震，俺家房子塌了半边，俺娘腿都砸折了，朝廷一文钱都没给！”
“哎，你还算好的。河南那边，卖儿卖女交税，朝廷还说那是‘自愿’的！”
“呸！自愿的？他自愿一个给俺看看！”
骂声越来越密，越来越高，像是憋了八年的洪水，终于找到了泄洪的闸口。
不止茶楼，连街头的书摊前都围满了人。一个穿灰布棉袄的老汉蹲在书摊前，让摊主给他念一段。摊主念了“卖男鬻女之事”那道圣旨，老汉听完，半天没吭声，站起来，从怀里摸出几文钱，买了一本，揣进怀里，走了。有人问他：“您老识字吗？”他头也不回：“不识字。我拿回去，让孙子念给我听。”
消息传进官场，反应更是五味杂陈。那些在雍正朝吃过亏的官员，弹冠相庆；那些曾靠阿其那提拔起来的，噤若寒蝉，恨不得把头缩进脖子里。有人连夜写折子，痛陈阿其那之罪，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；有人闭门不出，生怕被翻旧账。可不管怎样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阿其那说话——不是不想，是不敢，更是不值。
礼部一个姓王的郎中，私下对同僚说：“我当初就觉得那道‘卖儿卖女’的圣旨不对，可谁敢说？说了就是‘诽谤圣君’，就是‘沽名钓誉’。现在好了，他自己写的圣旨，自己打了自己的脸。”同僚苦笑：“谁说不是呢。咱们忍了八年，总算等到这一天。”
翰林院里更是热闹。当初参与编修《大义觉迷录》的几个翰林，此刻如坐针毡。弘旺带着人查档案、对笔迹、核日期，把阿其那伪造康熙遗命、篡改起居注的事一件一件翻出来。有人主动交代，有人百般抵赖，可证据摆在眼前，抵赖也没用。弘旺倒没有赶尽杀绝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书是阿其那让你们写的，你们不过是奉命行事。可你们心里，当真不知道那是假的吗？”
没有人回答。
各省的书局也陆续开始翻印。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江南……正月还没过完，北到盛京，南到广州，都有《纣宗炀皇帝实录》在流传。有官员出告示晓谕百姓的，有书商偷偷加印牟利的，有私塾先生拿它当教材讲给学生听的。各色人等，心思不一，可结果都一样——阿其那的名声，彻底臭了。
最让人感慨的，是前线的反应。
策凌把书送到了西北军营。那些曾被“八字吉将”指挥着送死的将士们，捧着书，看得咬牙切齿。一个老兵看完那道“卖儿卖女”的圣旨，把书往地上一摔，骂道：“老子在西北卖命，他在京城卖老百姓的儿女！老子图的什么？！”另一个年轻士兵捡起书，拍了拍灰，说：“图什么？图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皇帝了。”军营里沉默了一瞬，然后，有人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八爷说了，以后的大事，大家一起议。谁也别想一个人说了算。”
风沙吹过营帐，那本被摔在地上的书翻了几页，停在“天象示警”那一章。远处，准噶尔的营地若隐若现，可这一次，将士们的眼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股压了很久、终于可以往外冒的火。